红色苏区斗争史略

 

革命前夜风云涌  

　兴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兴宁，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师生热烈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迅速投入反帝爱国的洪流。县立中学、兴民中学及附城的大部分学生纷纷集会，示威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日货，打倒军阀”等口号，并组织宣传队，向城镇居民和郊区农民进行宣传，各区乡的学生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行动，唤醒了民众，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接着，组织了仇货（指英、日两国的商品）检查队，他们把拦截、搜查到的英、日两国商品集中到县城大坝里放火烧毁。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爱国运动，又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大潮的影响下,新文化思想很快传进兴宁，兴宁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响导》、《叛逆者》等。上述这些革命书刊开拓了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视野，从中吸取了政治营养，使许多青年学生懂得革命道理，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广东的革命势力日益发展，军阀陈炯明，占据粤东，妄图伺机夺取广州，推翻革命政权。为了消除这个隐患 ，1925年1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东征讨伐陈炯明部。1925年3月和10月，东征军两次抵达兴宁，打败陈炯明部属林虎。3月19日凌晨，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领东征右翼联军3600多人抵达兴宁，东征军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不少群众沿途煮茶水招待东征军。共产党员赖颂祺、卢惊涛积极组织农会会员配合东征军作战。20日上午开始，东征军与林虎军展开了一场激烈鏖战，激战至深夜，东征军终于占领兴宁县城。林虎率其残兵败将狼狈向兴宁东北面的龙田溃逃。此役计俘虏敌军官60余人，毙其团长一人，俘虏营长5人，击毙营连长数人，俘敌总数在3000人以上，缴获火 炮9门、步枪3000余支、子弹数百万发、军用物资一大批，史称“兴宁大捷”。随后，周恩来在兴宁工作、生活了20多天，在两海会馆召开了兴宁农运骨干会议；在兴宁大坝里隆重举行追悼孙中山及阵亡将士大会等系列革命活动。

    东征军回师广州后，陈炯明残部又占据了东江各县。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的反动势力，广东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10月31日凌晨， 蒋介石为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东征军再次挺进兴宁，经过激战，到下午3时完全占领兴宁县城。11月1日上午在公园召开各界人士千人联欢大会，庆祝第二次东征胜利。

　“两次东征带雨来。”东征军两次攻克兴宁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特别是周恩来在兴宁的一系列活动，宣传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火种，有力地促进了兴宁工农运动的发展。1926年春，中共兴宁县第一个党小组在县政府宜楼成立。从此，兴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兴宁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革命洪流滚滚向前。

 

建立武装战南北

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的建立

    1927年，兴宁人民举行了两次震撼粤东的攻城暴动，9月3日一举攻下兴宁城。当日上午，刘光夏在县衙内宣布成立兴宁苏维埃政府。第二天，以暴动队伍为基础力量组建了兴宁第一支革命武装—广东工农革命军第12团。团长刘光夏，党代表蓝胜青，参谋长卢惊涛（后周易灵，再后刘通玉），政治部主任曾不凡（后罗坤泉代），军事教官舒敬舒，军需陈瑞权，庶务胡燧良，宣传队负责人曾不凡(兼)，队员有蓝再韩、罗毅雄、伍晋南、张志岳、赖汉衍、曾宪珠、马少援（后任通讯组长）等。团保卫员张观佑、张海。第一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潘英，副中长黄佐才，第二中队长何海，副中队长张维，第三中队长刘连华，副中队长何映辉，第四中队长张洪生，副中队长陈水秀。其中第一中队下设3个小队，9个分队，小队长分别为潘维雄、沙伟文、余鼎传，分队长罗肇庆、潘火昌、梁甫君、李福权、戴焕标、凌春木、余胜标、周其、陈焕元，中队部特务长罗彩春、司书罗汉杰、勤务兵周松、工友余亚三等4人，共有57人。第二至第四中队的小队长分别为：胡志夫、潘生、廖汉庭、潘新辉、曾汉屏、曾灶生、陈凯良等。12团团部设中共兴宁特别支部，特支书记蓝胜青(兼)，12团的主要武器：驳壳枪12支，左轮3支、长枪120余支。12团驻水口别动队(约50人)，队长刘通玉，副队长曾国良，党代表刘振涛(即罗坤泉)，小队长刘云郎、刘水泉，(1928年2月，该别动队并入12团)，同时，兴宁北部建立一支游击队(又称上半县支队)，负责人罗屏汉，成员有罗柏松等8人。这支以农民、知识分子为主的崭新的工农革命武装，政治素质好，革命立场坚定，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从团领导人到中、小队长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生，有广州农讲所学员，有经过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有东征军留下的干部，他们都是部队的中坚。特别是团部建立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这就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使这支在战斗中诞生的工农革命武装，成为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武装力量。

 

十二团南征北战

    部队成立后在径心兴凤寺经过短期整训，便投入了战斗。1927年9月，南昌起义队伍贺、叶大军由闽西打入广东大埔、梅县。12团决定挺进梅县与贺叶大军汇合。9月26日，12团经兴宁径心进抵梅县南口，攻打南口自卫队，缴获长枪32支，驳壳1支，取得了首战胜利。不料部队正在南口埋锅做饭时，突然遇到国民党潮梅镇守廖鸣欧部一个连由梅县调往兴宁，在南口圩侧发生遭遇战，双方激战约半小时，12团被冲击而散，撤到宝山集合时，全团仅剩50余人，后又陆续回来一些人。但是，接着又遭到陈楚麓反动商团的攻击，部队只得退回湖尾，采取日散夜集，化整为零的战略，开展游击活动。

    10月，12团从永和湖尾、径心一带转移到宋声的茂坑、叶塘的朱子莱，丰顺的贵人村、八乡山，五华的布尾、郭田等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土豪劣绅。其中，在径心的大平寺，曾与反动商团陈楚麓部进行激战，击毙陈部10多人，俘敌4人，缴获枪枝20多支。在袭击龙川赤岗警察局的战斗中，击毙敌军26人，缴获枪枝5支。进攻梅县畲坑区署战斗中，缴枪4支，活捉区长1人。龙北铁山嶂一役，毙敌10多人，缴获步枪数支。

    1928年1月10日，刘光夏率12团到达宋声茂坑、八乡山蒿头，准备与古大存部队汇合。其时广东军阀张发奎部和陈铭枢、李济琛部在五华岐岭至老隆铁场一带大举混战。中共兴宁县委认为这是武装暴动的极好时机。蓝胜青、刘光夏率领12团准备与丰顺郑天保的第10团联合消灭水口、新圩、坭陂三区的反动武装，然后进攻县城。但是，当12团开到水口时，丰顺第10团因参加梅县松口暴动而没有来，使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12团改围攻了水口土豪刘兆模的反动武装，焚烧了他的房屋，又于15日围捕枪决了水口土豪刘泰记，将他们的谷物家财没收分给贫苦农民，使群众倍受鼓舞。

    至1928年2月，12团的武装力量有了发展，计有短枪15支，长枪120多支。转战在五华郭田、布尾，丰顺贵人村，龙川赤岗和兴宁径心、水口、宋声、叶塘等地区，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围剿，打死打伤敌人100多人，全县土豪及反动商团大为震惊。

    12团成立后几个月来的军事活动，震惊了兴梅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兴宁自卫大队先后多次到径心兴凤寺，永和湖尾等地围剿，均一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贴出布告，并行文广东省政府转饬各县，悬花红200至1000元，通缉所谓“兴宁共匪头目”刘光夏、蓝胜青、曾不凡、陈锦华、潘英、刘通玉、陈瑞权、胡燧良等。

     各地革命活动的开展，特别是12团的频繁打击敌人，使敌人惊恐万分，于是敌人进一步加强了对革命力量的镇压。其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大力加强其反动统治，除国民党宋世科团驻军外，潘明星的县警备大队增至200多人，陈楚麓的反动商团的县警备武装由七八十人增至150人。各乡均建立民团，实行保甲联防制，敌人经常派出军队或反动商团到各区乡进行搜捕，烧杀抢掠，破坏革命据点。

     12团建立后，一直转战于兴宁各地以及兴宁与梅县、丰顺、五华、龙川等县边区。1928年3月上旬，12团在径心与国民党兴宁县自卫大队发生遭遇战，蓝胜青指挥队伍奋勇杀敌。先行击毙敌副大队长及卫士，自卫大队全线溃退。12团获胜后，当夜急行军经永和、龙田，一早到达叶塘留桥，吃完早饭，即向朱子莱进发。当日抵达叶塘朱子莱时，敌人闻讯，出动宋世科团一个营，陈楚麓商团及钟宝鉴、陈必显民团共约600人，四面包围了朱子莱。刘光夏率部分兵出击，双方激战一个中午，打死敌人七八人，伤10余人。12团潘旺生牺牲，敖景象受伤。12团撤出战斗后，向龙川石坑转移，本欲绕道到罗岗、罗浮地区，到龙川赤岗时，12团突袭赤岗区署，缴获10条长枪，筹缴了一批粮款。稍作休整后，直往龙川细坳祗圩，途中遭到当地民团伏击，死伤数人。大家感到来到龙川，情况不明，得不到群众支持，决定折返兴宁。这时，12团的经费、子弹缺乏，反动军队又四处包围而来，不得已又退回叶塘掌鸭塘。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部队在叶南（今叶塘）均竹曾不凡屋召开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应以化整为零，分散目标才易坚持斗争。并要求大家暂时投亲靠友，暂作埋伏，伺机再起。当夜，刘通玉、舒敬舒、刘进玉等几十人即离队回水口隐蔽，路经附城时被敌人发现，刘进玉等10余人被捕，均惨遭杀害。同时，蓝胜青、刘光夏、蓝亚梅、潘英、丘玉招、陈锦华、罗毅雄、罗坤泉、蓝再韩、刘道灵、张海、张观佑等连即转移到叶南欧排塘巫屋。后来，陈锦华、罗毅雄、罗坤泉又奉命分散离队。

  3月27日，12团部分武装又在叶塘圩集中，捉了2个土豪到达龙川霍山。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五(华)兴(宁)龙(川)3县党员代表协商成立中共五兴龙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叶卓为书记，蓝胜青、刘光夏、古清海为委员。4月3日，兴宁、五华、龙川3县反动军队及民团1000多人联合围攻驻在霍山的3县革命武装。刘光夏、蓝胜青率队与敌激战，奋力冲杀，12团的刘道灵、罗肇庆等30多人壮烈牺牲，伤八九人，战斗终因敌众我寡而仓促撤退。在撤退途中又遭被捕和殉难数人，12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的官兵花名册和枪枝弹药册亦在战斗中丢失。当晚，部队撤退到掌鸭塘开会，县委书记蓝胜青认真分析敌我形势，认为12团东征西讨各地，是犯了“军事投机主义的错误”，不能切实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同时鼓励大家说：“低潮总会过去，我们要保全有生力量，准备和创造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决定暂时解散队伍，把长枪隐藏起来，少数短枪仍集中活动。会后，把部队分散到丰顺的赤岭、叶田、九龙嶂、八乡山和本县南北山区进行创建根据地的活动。

 

浴血奋战建据点

   12团解散后，中共兴宁县委在整顿、健全、恢复、发展党团组织的同时，县委领导人刘光夏、陈锦华、罗屏汉等按照省委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各自奔向兴宁南北山区，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党政群组织和武装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兴宁人民从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的土地革命帷幕。他们在原有革命据点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水口、大坪与大塘肚、大信、新村为中心的4大块革命根据地。它们之间既有独立性，又有密切的联系，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在周边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革命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蔓延全县，当时，兴宁近七成的乡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红色浪潮席卷兴宁大地。

 

水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斗争

    水口革命根据地与梅县、丰顺、五华相连接。其中宋声坪畲村为根据地的出入门户。这些地区，以狮子岩山为中心，九龙嶂、八乡山为依托，到处崇山峻岭，群众基础好，在战略上有利于防守反击。1927年8月，从武汉回来的刘光夏到水口盐米沙开展革命活动，播下革命火种。10月，刘光夏率12团到水口、宋声等地期间，水口人民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是年冬，各乡开始建立农会赤卫队，响亮地提出“打倒贪官污吏”、“抗租抗债”、“铲除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废除买卖婚姻”的斗争口号。1928年春，刘光夏率刘云郎、张亚仁、薛飞等10多人到宋声横江白石庵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宋声、茂兴、坪畲等地成立农会和赤卫队，并在宋声古塘周屋举办农训班，组织农会会员学习和操练。2月初，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猖狂围捕下，中共兴宁县委机关从永和湖尾转移到水口小峰乡。县委机关报——《红旗报》及其宣传品，在这里印刷出版，然后分发县属各地。1月13日，中共水口区委会成立，区委书记古汉中，县委派舒敬舒参加了水口党员大会。2月14日，在水口的县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县委委员被迫分散到全县各地秘密开展活动，12团和地方农民武装也受到反动武装的围剿，革命家属也受尽迫害。1929年4月，水口区苏维埃政府在宋声古塘村成立。主席杨金满，副主席张亚元、周丙坤，委员有张清锦、张亚坤、刘金灵、丘保森(文书)、刘远青、郭崇、谢国标等。接着，各乡相继建立苏维埃政府。各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分别为：宋声，周坤郎  ；坪畲，黄亚丙；茂兴，薛亚坤；叶畲，杨开郎；同时，还成立了区赤模范队，队长刘云郎。下设3个中队，第1中队长刘云郎(兼)；第2中队长廖火郎；第3中队长黄仿延。每个中队约百人。区模范队教练官为彭用民、李云和、陈济民等。先后在古塘、寨上、黄沙洋等地驻扎训练。这是兴宁第1个区级红色政权组织。它的建立，不但为水口人民起到组织、鼓舞作用，而且为全县建立革命政府组织起到示范作用。随着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实行了土地改革，烧了田契，分了田地，使水口区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水口人民破天荒地由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翻身当家作主人，人民喜笑颜开。

    水口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巩固红色政权，先后将反动团防主任薛伟等近10个反动分子处于极刑，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反革命势力的威风。水口根据地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进行了异常尖锐、艰苦的斗争。根据地的每个村庄，几乎都作过战场。由于斗争形势复杂，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也经常变换，先由古塘迁到茂兴、寨上，后又迁到梯子岭。1929年7月，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更有利于领导水口革命斗争，兴宁县委与五华县委商量，把水口区（第4区）划入五华县第11区领导，五华县委即派朱国珍前来主持工作。

   1929年4月和9月，刘光夏率领武装部队两次攻打水口区公所。第一次由宋声出发，到水口镇与敌激战，但由于我方弹药缺乏，缺少攻坚武器，敌人凭险固守，久攻不破，因而被迫撤退。9月间，刘光夏又率部与丰顺八乡山古大存部配合，发动第二次攻打水口，仍没有取得胜利。虽然两次攻打水口没有取得胜利，但扩大了政治影响，鼓舞了人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水口根据地从1928年至1930年间，大小战斗20多次，根据地人民每次与敌人战斗的时候，都能英勇地投入战斗，积极支援前线。他们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送水、送饭和救护伤兵。革命战士也充分发挥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如区苏赤模队队长刘云郎，每次战斗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一次战斗中，他手中挥动一支驳壳枪，只身掩护队伍撤退，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第二次攻打水口时，他膝盖骨被打碎了，伤愈后脚却跛了，但每一次战斗，他仍一定要人抬他到战场上打击敌人，终于不幸在1930年5月的坪畲战斗中英勇牺牲。又如宋声赤模队长张直仁和叶华乡的杨高义、薛飞等，都用他们的鲜血在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1930年初，兴宁反动武装黄振光、陈振文、潘明星，丰顺巫文成、王鲁苍民团数百人向水口革命根据地进剿，在茂兴马蹄寨与赤卫队发生激战。刘光夏率领从丰顺九龙嶂调来的学生军和区赤卫队共200多人参加战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上午9时打至深夜，双方都伤亡较大，团县委书记李斌在战斗中牺牲，学生军牺牲4人。由于反动武装力量较强，赤卫队只得撤出马蹄寨，最后被迫退出水口根据地，由刘光夏率领部队北上大信苏区。水口根据地革命武装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水口革命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据统计，被杀害186人，其中追认为烈士的有43人；被烧毁房屋591间，耕牛、粮食和其它财物被洗劫一空，水口革命根据地人民又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大坪与大塘肚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斗争

    大坪与大塘肚革命根据地是五兴龙苏区的重要根据地。前期以大坪为中心，后期以大塘肚为中心，包括兴宁大坪镇的白云村、三架笔（即布骆）、双头山、黄沙塘、祠堂村、吴田村、岭背河、大塘村、河岭村、大福村、黄坑村、陶坑村和罗岗镇的潘洞村、四德村、甘村、霞岚，罗浮镇的练优村，以及龙川县的拱江、岐岭、园田、麻布岗、迥龙、赤岗、骆歧、祠堂角等几十个村庄。这块根据地，地处两县交界处，离兴宁、龙川两县城较远，北面又有中央苏区作后盾，崇山峻岭连绵不断，经济落后，群众基础好，十分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因此，它很快成为五兴龙苏区乃至粤东北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5月，兴宁首次暴动失败后，罗屏汉奉党的指示回到大坪白云村在钦文小学以教书为掩护，以大坪革命青年会为阵地，与共产党员罗根深、龚宏照一起从当地的斗争实际出发，开展革命活动。有计划地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宣传反帝反封建，把斗争矛头指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通过举办读书班，演白话戏，发动“择师”运动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与此同时，罗屏汉还协助蓝再韩在大坪圩开设爱谊书局，大量出售进步书刊，既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又是秘密联络点，与上级党组织不断取得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坪革命青年会发展到200多人，党组织及时将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以考察培养，从中吸收了一批党团员，建立了大坪的小坑、白云、陶坑、河岭、黄坑、吴田、黄沙塘、岭背河和罗岗的潘洞、甘村、岐岭山、金坑等基层党组织和农会、赤卫队组织等群众革命组织。罗屏汉等人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宣传共产主义，秘密发展党的基层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大坪革命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9月3日，罗屏汉等参加了攻打县城的第二次暴动后被任命为北部游击支队负责人。南口战斗后，他带领的游击支队在大坪、罗岗、罗浮山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同年12月，中共兴宁县委员会在永和湖尾成立后建立大坪区委会：书记罗屏汉，组织兼武装委员黄胜生，宣传委员罗亚赖，妇女委员罗辉英，团区委书记张召兰（后黄其渊），区革委会主席罗柏松，财粮委员罗淑行。区武装中队长罗绍卿（后罗义妹）。它标志着大坪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28年4月，12团解散后，一部分人到了罗浮。罗屏汉以此为基础，联络寻乌游击队和龙川农民武装，在罗浮石门村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三营。不久，遭国民党驻罗岗防军及罗岗、罗浮团防的疯狂围剿，第三营损失惨重。罗屏汉从此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就必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去建立根据地。于是，他同罗文彩深入到兴宁与龙川交界的大坪三架笔村胞妹罗桂娣家里，通过串连发动，吸收其夫弟杨金兰及伯父、堂兄嫂等8人入党，成立三架笔村党支部、农会和赤卫队，罗桂娣任妇女会主任。随后，罗屏汉等翻过三架笔山，来到龙川县回龙镇的大塘肚村钟德清家里，借辅导学习为名，发动群众，成立了以钟大明为支书的大塘肚党支部及农会、赤卫队、儿童团，农民运动在这山高林密的边远山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兴宁县委曾不凡、陈锦华及潘火昌、张海、蓝亚梅、张瑾瑜、曾彪等陆续来到这里宣传发动群众，成立了双头山、黄沙塘党支部、农会和赤卫队，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至同年11月，龙川中北部的横江、歧岭、园田、马布、骆歧、祠堂角等村庄均已成立了党和农会的基层组织，形成了兴龙边以大塘肚为中心，周围几十个红色村镇的革命根据地。10月9日，陈锦华、罗屏汉从大塘肚率张海、潘火昌、罗柏松、胡燧良、沙伟文、钟德清（大塘肚农会主席）、吴子茂等20多人，化装突袭兴宁大坪警察所和民团，毙敌3人，俘获1人，缴枪10多支。翌日，罗屏汉率队袭击龙川罗口乡民团，击毙民团队长，缴枪40支，子弹2000多发。于是，在大塘肚成立了以张海为队长、罗屏汉为党代表的东江游击队。随后，张海和罗屏汉率队乘夜奔袭兴宁罗浮司，缴获康盛益、合利兴、张兴记三间商号的枪21支，子弹一大批。罗屏汉还以东江游击队之名，“吊参”其堂兄，缴获长短枪4支，白银1000元，“借”其堂叔长短枪各一支，白银1000元，较好地解决了枪弹和供养问题。从此，东江游击队在兴宁、龙川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为巩固发展大塘肚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28年冬，罗屏汉出席了中共兴宁县委在九龙嶂召开的扩大会议,当选为县委委员。会后，他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在双头山召开北部山区骨干会议，决定在兴宁、龙川交界的大塘肚、三架笔、大信等20多个乡镇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工农武装，实行土改分田。

    大坪、大塘肚根据地的建立，不仅推动了兴宁北部山区的土地革命斗争，而且扩展到龙川中北部及五华北部的一些地区，形成了以大塘肚为中心的重要根据地。这为稍后在这里成立五（华）兴（宁）龙（川）县苏维埃政府奠定了基础。

   1929年3月，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成立了其所辖的(罗)岗、(石)马、龙(田)、（大）坪区。区委书记蔡梅祥(至1930年7月)，区革委会主席罗柏松，革委会成员有罗宝良、罗亚彬、黄胜生、杨××，区武装队长罗柏松(兼)，团委书记黄其渊。1930年8月至1931年6月，区委书记罗宝良，(又名罗世珍)，组织委员兼武装委员黄胜生(又名黄金秀)，宣传委员罗史箴，（后是曾××)，妇女委员罗辉英，团区委书记张召兰。岗马龙坪区革命委员会成员有：主席罗宝良；武装委员黄胜×，财粮委员罗淑行(后为黄胜生)。区建立了武装中队，中队长罗义妹，副中队长曾××，有15个武装队员，拥有12支枪。

    岗马龙坪区以大塘肚、双头山为中心，周围各村镇的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党的组织也很快壮大发展。至1930年8月，全区有党员180多人，党支部30多个。同时，普遍村庄都建立了农会和赤卫队。区委委员分工联系是：罗宝良主管全面外，主要分工联系大坪到龙川一带的党组织，曾××联系罗岗一带，黄胜生联系龙田、叶塘、石马一带。上下级党组织是单线联系，主要通过交通站。白坟下荷树坳交通站交通员罗慕陶；双头山县交通站，主任是袁林生，交通员邹国栋负责双头山至大塘肚，赖汉斯负责双头山到白坟下、河岭一带。

    岗马龙坪区人民的革命搞得轰轰烈烈，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抗租抗债。一些乡村实行了土改分田。组织武装力量、保卫革命政权和革命成果，为红军、游击队输送补充队员。筹集武器、弹药支持红军、游击队，组织群众站岗放哨，保卫苏区。一有敌人来，就用暗号喊“牛食菜啦”、“狗来了”等等。大坪与大塘肚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的逢勃发展,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曾多次派出反动武装进行残酷的清剿。1929年间，国民党一营反动武装围剿大坪，从祠堂下一直抓到三架笔、双头山，很多革命同志和群众被抓。双头山曾经遭受4次围剿。据不完全统计，房屋被烧76间，耕牛被抢去21条，群众被捉25人，被杀害9人。1931年6月，为贯彻县委会议精神，区委13人集中在岭背河枫树排的山背开会，国民党反动派调来1个中队围剿，由于遭突袭，区委成员来不及疏散转移，同敌人进行激战，区委委员曾××壮烈牺牲。黄胜生身负重伤后，转移到龙进塘的第二天也光荣牺牲。为掩护同志转移，书记罗宝良食指也被打断，敌人猛追而来，罗宝良的左轮枪和岗马龙坪区的大印因手受伤均被荆棘绊失。大坪与大塘肚革命根据地为建立大片的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不但作出了贡献和牺牲，而且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大信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斗争

    大信革命根据地是兴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活动范围最广，活动时间最长，斗争活动最有影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它包括现在罗浮镇的石南、中和、瑶兴、蕉坑、象湖、小佑、岩前、上下畲、石门、芳村和罗岗的竹瓦寮（即现在的溪联村）等村庄。它位于龙川、平远和江西寻乌两省3县交界地，四周都是崇山峻岭，北面与中央苏区遥相呼应，敌人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战略上易守难攻，十分有利革命力量的发展。当兴宁的土地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时候，革命的烈火也迅速地燃烧到罗浮一带。1927年9月，在曾不凡领导下，罗浮岩前的作泥畲成立了岩前党支部，书记赖镜明，委员有刘思振、刘亚章、赖佑民，共有党员5人。1928年初，革命组织发展到大信（今罗浮）的瑶兴、中和，罗浮的石南、上下畲，罗岗的溪联（竹瓦寮）、溪美村，他们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会，党员人数也不断增加。1928年4月，县委派陈锦华、罗屏汉、潘火昌等到罗浮上下畲和石门村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在石门村成立了广东省工农革命军第12团第3营(后改为红军第3营)；营长罗屏汉，政委潘火昌，全营有100多人。五六月间，罗浮团防头子陈尧古等进攻上下畲革命根据地，罗屏汉、潘火昌率领根据地军民奋勇杀敌，取得了胜利。至1928年秋，大信革命根据地在陈锦华、罗屏汉、曾不凡、潘火昌等组织发动下不断巩固和发展。各乡均已组织了赤卫队、模范队(也叫赤模队，由较精干的赤卫队员组成)、童子团、妇女大队和医务处，并在中和村朱畲尾建立了1个兵工厂，有30多个工人，每天可生产2支步枪和许多子弹。1929年春，在大信乡中和村成立第5区农会，主席刘醒魂。广大农民在农会领导下，与土豪劣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是年夏收，区农会领导农民开展了抗租抗债斗争。大地主钟雪南反对抗租抗债，受到农民的狠狠打击，并枪杀了他派来收租的狗腿子钟××、钟××。这些斗争有力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推动了全区抗租抗债斗争的开展。

   为了巩固、扩大根据地和拔掉在罗浮圩的敌人据点，把整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根据地革命武装曾多次攻打罗浮圩。1929年3月，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指派罗屏汉、潘火昌率领游击队、独立连及赤卫队，联合寻乌21纵队共500多人，分三路进攻罗浮。其时，敌有谢海筹部和反动团防，罗岗团防陈尧古派两个连增援。战斗开始时，敌人凭借堡垒、围屋据守顽抗待援，当罗岗来援敌人赶到时，则迅速举行反攻。企图与来援之敌会合。但援军受到我军强力阻击，不敢妄进。只是盲目扫射一阵后即逃走。罗浮碉堡中的敌人曾3次突围，均被我军击退。被迫退缩到碉堡中去。这次战斗从清晨到晚上，由于我方缺乏攻坚炮火，虽然士气旺盛，英勇作战，几次冲到碉堡前，始终未能攻克以消灭敌人。可是敌人从这一仗后，也就更为胆寒，即于当天晚上战斗结束后，趁夜慌忙逃命到罗岗去了。从而拔掉了敌人在罗浮圩的据点，罗浮全境解放，使兴、平、寻、龙根据地连成一片。

    1929年秋，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在大信石南村成立。罗屏汉为主席，潘火昌为副主席，委员有蓝再韩、黄佐才、陈锦华、张瑾瑜、曾九华、刘卓中、蓝亚梅、蔡梅祥等。全县设5个区委会。同时在大信中和村成立第五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有刘思振、陈思贤(陈恢)、刘思生、刘卓中、刘振环等。10月，中共兴宁县委在大信北坑里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议由罗屏汉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蔡梅祥、刘卓中、陈恢、蓝再韩、蓝亚梅、张国标、刘思振、曾不凡、胡凡尘等。会议开了3天，改选了县委。县委书记由县革委会主席罗屏汉兼任(此时陈锦华、刘光夏已调往东江特委工作)。委员有蓝再韩、蓝亚梅、曾不凡、胡凡尘、蔡梅祥、张国标、刘卓中等。同年冬，在大信中和村成立第五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思振，副主席陈恢、刘思生。同时成立5区联队，队长王耀兴(后赖元洪)。全区分6个乡：第1乡，新南乡，乡苏主席王贵芳；第2乡，中和乡，乡苏主席赖彩新；第3乡，瑶兴乡，乡苏主席王旺元；第4乡，蕉坑乡，乡苏主席陈竹卿；第5乡，信佑乡，乡苏主席刘作云；第6乡，大前乡，乡苏主席钟敬珍。

    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范围，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号召根据地军民进行解放罗岗的战斗。1929年9月29日，东江游击队独立营和赤卫队1000余人，分3路攻打罗岗。中路由袁火郎率领，从白水村进攻，右路是主力部队，由独立营长张国标指挥，从练优村出发，经潘洞直插罗岗；左路由刘传文指挥，由竹牙寮（现为溪联村）出发，直指镰子寨。进攻开始时，首先投入战斗的是左路军。敌人全部固守在围屋和碉堡内顽抗，于是我军即占领山头阵地，封锁并攻击敌人围屋、碉堡。我军士气旺盛，作战英勇，几次组织攻击，终因缺乏攻坚武器未能取胜。激战一段时间后，我军中路、左路军，由于联络不好，时间计算不精确而被固守在白水村的敌军中途拦击，无法进攻罗岗，张国标见势不好，为保全实力，下令撤退。并由中路、左路军负责掩护。敌人迅速组织反击，猛烈反扑我镰子寨左路军阵地，企图切断我军后路。这一阵地如果不守住，那么，右路军就有被敌军包围而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左路军指挥员刘传文挺身而出，勇敢机智地把守阵地危险要害之处。在完成掩护右路军撤退任务后，他一方面命令本部全体同志迅速撤退，一方面只身与数十名敌军搏斗，一直坚持到弹尽援绝，而壮烈牺牲。由于刘传文坚守阵地，东江游击队安全撤退，免受重大损失。

   东江游击队攻打罗岗失败后，敌人拼命尾随追击。在这种情况下，东江游击队被迫退出罗浮，撤回大信。因此，解放了半年多的罗浮又重落敌手。敌军立即大修碉堡、工事、固守罗浮。

    自大信革命根据地创建后，与敌人进行了频繁战斗，大小战斗不下百次。根据地军民为了安全，主动出击敌人，不断攻打罗浮、石正等地敌人。而反动派也不断进犯根据地，1929年冬，兴宁县国民党当局为了消灭寻乌、兴宁、平远边境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勾集了寻乌、平远的反动武装，发动了所谓的“三县会剿”。当时，三县的反动首领王甲、何学贵、陈尧古、潘明星、张英、谢海筹等分兵三路向根据地腹地进攻。游击队侦察敌人的进攻部署后，立即组织反“会剿”的战斗。首先在寻乌车头一战，一举消灭了寻乌方面的全部敌军，并俘虏了敌人的副总队长肖文等200余人，打死打伤敌人100余人，缴获长枪二三百支和许多战利品。接着，击溃了平远、兴宁方面的敌人。这样，敌人历时一天半的“三县会剿”就被红军和根据地武装力量彻底粉碎了。

    1930年1月20日，敌人探知大信革命根据地武装部队出击石正后，张英、潘明星反动武装绕道乘机窜扰苏区瑶兴。赤卫队获悉后，鉴于力量薄弱，便坚守在炮楼里抵抗敌人。敌人几次猛扑，都被他们击退，于是敌人采取了最毒辣的手段，把村里一些来不及撤走的老弱妇女一个个抓来，用利刀威胁着他们，向炮楼前进。妄图迫使赤卫队投降。但是，全体赤卫队员宁死不屈，仍然坚决拒绝敌人的诱迫。被抓来的根据地人民面对敌人的屠刀，拒绝向炮楼前进。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兽性大发，当场开枪打死3个妇女。守在炮楼里的12个赤卫队战士见状，十分气愤，不愿亲眼看着赤手空拳的乡亲们被敌人任意屠杀，便冒着生命危险冲出炮楼与敌人搏斗，而全部壮烈牺牲。敌军怕游击队赶来，便在大肆烧杀抢掠后撤走。人民财产损失难于计数。

    1930年2月12日，刘光夏奉命率领武装队员10多人来到中和村，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罗屏汉马上召集紧急会议，遵照东江特委指示，决定将寻乌古柏、钟锡球的红军21纵队，红军独立营和兴宁、寻乌、平远、龙川4县地方武装整编成立“东江红军第50团”，全团约600人，团长刘光夏，政委陈俊，参谋长邝才诚，政治部主任袁荣。红50团人员政治素质比较优秀，装备比较先进，是保卫五兴龙和寻乌根据地的主力红军。2月中旬，50团进攻了平远石正、仲石等地，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尤其是石南一役，大败陈楚麓、谢海筹、陈尧古所率领的500余人，敌人死伤惨重。在战斗中，红50团政治部主任袁荣身先士率，冲锋在前，不幸在激烈的战斗中，身负重伤，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由于伤势过重而牺牲。红50团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

    1930年3月下旬，红50团攻打江西澄江失败，损失很大。红50团攻打澄江失败后，大信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为巩固大信革命根据地，县委书记罗屏汉把所有赤模队、区联队等100多人，长短枪八九十支，整编成东江游击队，骆达才任队长，曾义生任政委。五六月间，东江游击队多次攻打罗浮都没有成功。八九月间，张英营及谢海筹、陈尧右、曾昭民等反动武装，伙同平远石正的王甲民团，寻乌丹竹坳团防，共400多人，全面围剿大信苏区。游击队和根据地军民同敌人进行激战，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被迫退出苏区。大信根据地失陷以后，敌人派两个营兵力驻扎在大信、罗浮一带，实行白色恐怖，大肆摧残人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被杀害群众140多人，革命干部75人，全家被杀绝的仅瑶兴就有12户，全家离散逃亡的15户，被迫卖妇女7人，被烧毁房屋32座，群众被勒索摊派白银7000多元，被抢走粮食1000多石，耕牛10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大信苏区人民又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大信根据地失陷后，罗屏汉根据东江特委的决定，将东江游击队和五区联队整编为东江游击大队。大队长骆达才，政委曾义生。同时把县、区领导机关迁移至黄槐的新村和江西寻乌县的南扒村一带。

新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斗争

    新村革命根据地是兴宁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的重要根据地，它为支援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拖住广东国民党部队北进合击起到重大作用。它包括现在黄槐镇的上、下宝龙、宝丰、新村、黄沙溪，罗岗镇的五福、澄清和半岭(即元清)，平远县的马安石、赤竹坪及江西寻乌县的南扒、岑峰、丹竹楼、苗畲岭等村庄。

    1929年春，在兴宁土地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及大信中和第五区农会成立，大信、大塘肚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发展的基础上，革命领导人罗屏汉、潘火昌为进一步扩展革命根据地，决定派王木生、李秋中到兴(宁)、平(远)、寻(乌)交界的黄陂（现隶属黄槐镇）新村和属江西省寻乌县的南扒、苗畲岭等地开展革命活动。5月，在南扒村成立江广乡农会，农会主席王振尧，委员有曾九华、曾勉勋、曾有良、王展达、王来发、王绍生等。不久，在这里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王展尧，有党员5人。

    1930年3月，为加强新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力量，罗屏汉又派刘思振、肖必强、张瑾瑜、赖基、李习时到新村、南扒开展工作。同时在南扒村下弯成立了中共第3区委会和第3区革命委员会。区委书记刘思振，委员有张瑾瑜、赖基、曾九华、李习时、肖必强等。3月底，区委书记换为黎汉英。8月，黎汉英不幸被捕牺牲，区委书记又换为张振时。第3区革委会主席刘思振(兼)，副主席肖必强、曾九华。3月底，区革委会主席为朱凤朋，副主席曾九华。区委区革委会建立后，马上组建了江广乡和五福乡苏维埃政府和农会。江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何耀堂，农会主席王展尧；五福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石七凤，农会主席石初生。区革委会成立了区联队，队长曾申生，后为吴观招，教练曾梦兰，有队员曾甲林、曾乙凤，刘福先等10多人，枪枝10支。至5月，队长换为赖育良，时有队员20多人。区乡政府成立后，在县区党组织和革委会的领导下，实行了土改分田地。

    新村土地革命日益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十分不安，曾多次派出反动武装，围剿新村根据地。1930年5月，宝龙的地主李花白、王昌甫因分了他们的田地，怀恨在心，勾结黄陂警备队长曾昭明带领30多人，加上宝龙的后备队，共七八十人进攻新村根据地。其时，区联队与东江游击队共约100多人(东江游击队准备打黄槐而暂住新村)。敌人从白沙溪分两路进攻新村。一路敌人来到区联队驻地开枪后，区中队队员才发觉。住在长排上的罗思古中队与敌人交火，后退至山林中。区联队的其他队员听到枪声后，也沿小河撤走。另一路敌军有20多人，从洋坑屋来到月形，因游击队无准备，被敌军打死六七人。

    1930年7月，曾昭明警备队与宝龙后备队又攻打新村，区联队和赤卫队共40多人与敌人在新村细坑子激战，打死敌军1人，敌人狼狈而逃。8月15日，曾昭明与罗岗警备队、罗浮谢海筹部、寻乌丹溪何学贵民团共约100多人进攻新村。区联队、赤卫队立即登山，与敌人周旋。敌人找不到区联队队员，就放火烧山和烧屋七八个。10月间，曾昭明警备队同宝龙后备队又再次进攻新村根据地，登上了排嶂顶。当时，区联队驻扎在新村的老虎坳，罗屏汉带领县革委驳壳队员14人，住在上南扒，见敌人来后，迅速与敌人作战，敌连忙逃跑，区联队追击，直至敌人逃回宝山寨。新村革命根据地人民与敌人进行多次激烈战斗，一直坚持到1935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调重兵围剿新村革命根据地而失陷。至此，兴宁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随着新村革命根据地的失陷而转入低潮。

 

深入敌后创苏区

五兴龙苏区的创建

    1929年1月，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分兵闽粤赣边的时候，东江特委巡视员刘琴西专程来到四面高山环抱，古木参天的大塘村。在罗屏汉、叶卓陪同下详细听取了大塘肚党支部和农会的汇报，巡视了大塘肚及三架笔、双头山等地开展斗争地主土豪，收缴枪枝，开展减租减息的情况，还登上大塘肚山顶，三架笔峰以及对龙母嶂至阳天嶂一带的地形人文情况作几天的考察，认为这里革命基础好、又位于粤东的西北方向，地处两省(江西、广东)3县(兴宁、龙川、寻乌）边界，毗邻中央苏区，境内奇峰险嶂连绵，为粤东战略要地，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1929年3月上旬，刘琴西根据东江特委的决定，在大塘肚村长塘面主持召开五华、兴宁、龙川3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大塘肚及其附近三架笔、双头山、潘洞、顽畲、罗带下、歧岭、上下畲、横江、桥背等农会、赤卫队代表300多人出席会议，正式成立闽粤赣边五兴龙县苏维埃政府。选举曾不凡为主席，潘火昌为副主席，罗屏汉、罗文彩、胡燧良、古汉中(后增补蓝素娥)为常务委员。县苏下辖赤(岗)龙(母)铁(场)区、龙(佗城)老(隆)鹤(市)区、(罗)岗(石)马龙(田)(大)坪区、(罗）浮黄(陂)区。与此同时，将东江游击队及龙川游击队，整编为五兴龙县游击大队，大队长罗柏松，政委潘火昌(兼)，全队共有100多人，并从队中挑选20多人组成红军独立连，彭城任连长。6月，扩编为独立营，彭城任营长，罗屏汉任党代表。这是闽粤赣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这表明以大塘肚为中心的五兴龙苏区正式形成。罗屏汉将创建五兴龙苏区的经验概括为：“红旗树立大塘红，三县群英集其中，白犬猖狂施虎势，梭标打出五兴龙。”

     五兴龙苏区的创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伟大实践，是其后形成闽粤赣苏区并成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五兴龙苏维埃政府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继1927年11月成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和井岗山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后，第三个成立的联县苏维埃政权。

    五兴龙苏区的显著特点是由3个县组成，范围广大。它位于粤东的西北地区，地处五华、兴宁、龙川交界地区，毗邻中央苏区。地域包括现在五华的双头、歧岭、新桥，龙川的鹤市、铁场、龙母、赤岗、上坪、贝岭和兴宁的大坪、罗岗、罗浮、黄陂、龙田、石马等15个区，面积1900多平方公里，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约五分之二，时有人口16万之多，占东江革命根据地总人口(59万)的七分之二，游击作战区域，先后包括广东省的五华、兴宁、龙川和江西省的寻乌、安远、平远等县的部分地区，中心区域是兴宁的北部及龙川的西北地区，纵横400多平方公里。境内有阳天嶂、龙母嶂、双茂顶、三架笔等，山峰相联，重峦叠嶂。北邻江西寻乌，南界丰顺、紫金、河源，东临梅县、平远，西接和平。这块根据地地形狭长，奇峰险嶂连绵耸立其中，粤赣公路横贯五兴龙境内150多公里，系粤东战略要地。它不仅如一块直立的屏障守护着中央苏区，而且它的斗争直接关连着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

五兴龙苏区的巩固与发展

     为巩固和发展五兴龙苏区，东江特委特派员刘琴西和县苏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出发，从四个方面做好五兴龙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工作。

     一是认真培训了苏区干部。在五兴龙县苏政府机构建立后，东江特委特派员刘琴西意识到培训好县区党、政、军干部对巩固发展苏区的重大作用。他及时召集县苏常委、区苏负责人和区联队以上的干部会议研究苏区的巩固发展问题。他在会上一再指出：“我们搞革命就要坚持武装斗争，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一个革命者要勇敢投入战斗，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色。”同时他十分关心和重视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出10条守则：⑴工作忙时细心些；⑵遇到问题冷静些；⑶遇到困难坚定些；⑷受到刺激忍耐些；⑸处理问题慎重些；⑹了解问题全面些；⑺对待革命热情些；⑻工作矛盾灵活些；⑼别人的事情多干些；⑽个人问题少干些。从1929年5月起，先后在龙川、大塘肚举办了4期党、政、军干部训练班，培训了干部200多人。同时还在罗浮、上下畲、宋声嶂下和龙川县的田园等地举办了各种培训班，培训了各级干部。1930年8月，举办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学习班，古柏前来指导讲话，他特别强调革命干部要过好五关：即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生活关、家庭关。通过各种培训班，使苏区的党、政、军干部在政治思想、军事技术、党的纪律、工作作风等方面有很大的提高，为巩固和发展五兴龙苏区起到重大作用。

     二是扩充革命武装，加强军事训练。五兴龙县苏区建立之前，大塘肚根据地已有张海为大队长，罗屏汉为党代表的东江游击大队，以吴子茂为队长的赤龙铁区联队以及陈锦华兼队长的龙川县游击大队。五兴龙县苏政府成立后，新组建了五兴龙游击大队，又从各部队精选人员组成红军独立连，随后又将独立连扩充为东江红军独立营。期间为提高部队素质，在大塘肚设立总部，利用战斗空隙，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刘光夏、罗柏松等任军事教官，进行训练。同时县苏维埃政府还指令苏区乡村赤卫队随同县区游击队开赴大信进行整顿训练。通过整训，纯洁了队伍，提高了素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各区联队和乡赤卫队，增设了常备赤卫队(即模范队)，以配合红军、游击队开辟新区，流动作战。在武装队伍不断发展的同时，为解决武器装备，除通过战斗增加枪枝弹药和到外地购买枪枝外，还在大塘肚和大信建立兵工厂，制造枪枝弹药。

     三是建立红色地下交通线。为加强五兴龙苏区与闽粤赣苏区、中央苏区的联系，特别重视做好红色地下交通线的建设。五兴龙苏区各根据地都建立了交通网络，共有地下交通站五六十处，纵横1000多公里，把分割的根据地、游击区联系起来。以大塘肚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红色地下交通(站)主要有：⑴经田园、田北、谷前、洋塘通往五华和丰顺八乡山；⑵经四甲通往紫金、河源、蓝口；⑶经马布、分水凹、兰亭、龙田、径心通往梅县、大埔；⑷经顽畲、半岭、五联、新村、石正通往平远、寻乌；⑸经练优、祠田、高坑通往大信、寻乌；⑹经良兴、河门潭、渡田河、茶活、青坑、仰天堂通往定南。总站负责人有骆达才、郑美等。白色恐怖下的地下交通是一项极其艰险的工作。虽然交通站常遭敌人破坏，但地下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各种巧妙的办法与敌人开展斗争，使交通线保持畅通，及时传送信息和输送人员或物资。

    四是掀起抗租抗债，土改分田的同时，认真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保障供给。五兴龙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经费开支不断增大。既要支付新扩充部队和机关增员的粮食、经费，又要筹措一大笔经济物资支援在八乡山的东江特委和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同时又要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弹药等，这给根据地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面对这些困难，县苏政府从实际出发，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几种途径来解决给养问题：①破仓分粮。在根据地内采取没收反动地主恶霸的财物。同时派出武装力量到游击区或白区去破仓分粮。刘琴西同志曾率领10多个武装人员到龙川县四甲区紫龙河开展破仓分粮斗争。通过破仓分粮，不仅筹集了钱粮，又打击了反动势力。②派捐款。以机关或部队名义发函向游击区、白区的殷实人家或开明人士进行劝捐。同时为筹集经济，也曾向地主豪绅采取捉人质，以人质换财物或枪枝弹药的“吊仙”办法。③设税站。为广开财路，保障供给，曾选择兴宁通往江西道口的园田接官亭设立税站，按行商货物多少而抽税。经税收人员的广泛宣传，多数过往商贩，都拥护共产党的税收政策，真心实意地缴纳税款。但也有一些利欲熏心、阳奉阴违的商贩。对这些商贩，则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加罚，乃至没收其货物。④办合作商店。1930年秋，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兴龙交界的渡田河开办合作商店，与白区人民群众进行以物换物的交易，不断换回食盐、煤油、衣料、药品等紧缺物资送往江西，支援中央红军反“围剿”战争。

     在广开财源，增加收入的同时，十分注意节约开支，反对贪污浪费。参队参军人员，不仅没有薪金报酬，就连日吃三顿粗饭都难于保证。环境带来的困难，革命政府对待每一个铜板，都很注意节约，讲求实效。即使象古柏、古大存、刘琴西这样的上级领导来根据地巡视，都吃素食，睡硬板床，不给什么“特殊”照顾。对财务人员更是注意加强教育，加强检查督促，若发现有贪污行为，轻则撤职，重则枪毙，毫不留情。正因为苏维埃政府有这样铁的纪律，干部战士才能做到奉公守法，吃大苦耐大劳，长期保持旺盛斗志。

    在认真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还在苏区举办妇女识字班和夜校，认真开展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利用墙报、标语、山歌等形式大力宣传党的主张、政策。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实行婚姻自由。在苏区到处歌声嘹亮、书声朗朗，喜笑颜开。

     通过采取上述各种措施，五兴龙苏区迅速发展、壮大，至1929年冬，五兴龙苏区的范围几乎比刚成立时扩大两倍。在斗争中逐渐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广袤的闽粤赣苏区。1931年1月15日，《中央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明确规定：“闽粤赣边特区，包括闽西、广东东北、赣东南一部分”。随后，中共中央致闽粤赣特委信中再次重申：“闽粤赣是整个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五兴龙苏区，是闽粤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粤东北的兴宁自然进入中央苏区的版图。

 

兴龙苏区鏖战急

     1930年春，正当五兴龙苏区的土地革命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贯彻到广东。广东省委在3月上旬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了组织地方暴动的总路线，令东江特委红11军进攻惠州，夺取广州。为贯彻中共广东“二大”的总路线，组织地方暴动，东江特委于3月22日至4月2日，在八乡山召开了有各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进行东江地方暴动的总动员。对东江的地方暴动，以党夺取数省以至全国革命胜利的总任务进行部署。会议确定把东江划分为西南、西北两条主要干线，实现地方暴动，向惠州发展，向广州推进。提出了“打到汕头去”，举行“惠潮梅总暴动”，“在红五月夺取潮、普、惠、丰、梅五县政权”，甚至提出“攻打大城市，丢掉根据地不要紧”等“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口号，在军事上则提出“集中攻坚”、“与敌人打大仗、打硬仗”的错误军事路线。

     在“左”倾冒险路线的指导下，为了使五兴龙革命根据地与寻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50团奉命攻打反动武装重兵驻守的反动据点——澄江。澄江位于寻乌县城北面，是通往江西中央苏区的重要地方。当时驻守澄江的反动武装力量较强，有反动民团头子谢嘉犹、钟文才部各100多人枪，及红枪会的数百支大刀长矛，且有坚固的碉堡、围屋固守。而红50团在内线工作没有做好，且对山地道路不熟的情况下，于1930年3月24日晚，从留车分路出发，集结在三标云盖栋待命。25日拂晓，大雾弥漫，红50团开始进攻澄江圩，经数小时激战，敌人退出澄江圩，据守在澄江圩西北角围屋内顽抗。红50团猛攻敌人的各个火力点，但缺乏攻坚武器，战斗到中午伤亡惨重。这时敌人援军和当地红枪会匪徒已赶到，反包围了红50团。刘光夏被迫率队突围，撤到竹子凹时，几乎全团覆灭。团长刘光夏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警卫员何金娣背着他撤退，刘胜贵紧跟随后掩护，眼看敌人快追上来了，就甩掉驳壳套，迷惑敌人。走了一段路后，刘光夏见敌人快追上来了，挣扎着从何金娣背上滚下来说：“背不走了，愿受其死，不受其辱。你俩给我加枪，带走文件。”刘、何两人当即跪下，要同生同死。刘光夏用命令的口气说：“不加枪，就不是革命同志，你俩不加，我加”，说着，便从刘胜贵手里夺了枪，在自已喉头上加了一枪而壮烈牺牲。政委陈俊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参谋长邝才诚被敌人捉去惨遭杀害，仅有在外围打援的连长陈必达、骆达才等40多人突围出来。澄江战斗的失败，使五兴龙苏区特别是大信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大大削弱。五六月间，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大信根据地失守，被迫转移至新村一带。

    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革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经过革命锻炼的苏区人民，并没有屈服，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1931年12月，陈锦华在寻乌芳田村主持整顿、健全游击队，将县游击总队改为五兴龙赤色游击队，第一大队队长罗义妹，政委廖志标，长枪队长罗亚雄，驳壳队长罗亚彬，继续坚持斗争。至1932年2月，罗屏汉、罗文彩、张瑾瑜、廖醒中、古汉中等同志调江西会昌县委工作。3月，陈锦华奉命调到江西安远任县委书记。5月，江西省政府委员古柏按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派蔡梅祥率领陈禄先、廖志标、王宦均、罗亚彬、温国贵等10多人返回江广乡的南扒、新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恢复了兴宁县黄陂、大坪，平远县石正，龙川鹤圩、赤龙铁、上贝浮，五华县岐岭等地党和群众组织，但斗争进入异常艰苦阶段。

    1932年6月，中共兴龙县委员会在黄陂（现黄槐镇）黄沙溪成立，县委书记蔡梅祥，县委委员陈禄光、罗义妹、曾九华、梅贯华、罗亚彬，县委秘书罗宝良。次年，增补古汉中、曾佳昌为县委委员，曾佳昌任团县委书记。同时在黄陂新村成立兴龙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蔡梅祥，副主席罗义妹、曾九华，并将原县赤色游击队改组为兴龙县游击大队，罗义妹任大队长，廖志标任政委，古汉中、黄赤古任驳壳队长，县委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健全原有区乡政权组织。于是新村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蔡梅祥、梅贯华等率领的兴龙游击队在新村、南扒、石正等地十分活跃，神出鬼没地攻炮楼、烧桥梁、剪电线、打团防、捉土豪、发传单，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2月，粤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罗屏汉率领赣南第一挺进队(队长李大添、政委万寿)七八十人到达尧畲村，配合兴龙县委和兴龙游击队开展活动。6月，罗屏汉在寻乌南扒主持召开有蔡梅祥等人参加的战地会议，决定在兴宁、龙川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连连获胜，鼓舞了兴龙根据地人民，遏制了粤敌北犯中央苏区。

    1933年8月，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提出“为开展南方战线的战争”，“向西南发展苏区”并决定成立粤赣省。兴(宁)、龙(川)、信(丰)、(南)康、赣(县)边区及武(平)西工委等统归粤赣省管辖。罗屏汉在粤赣省成立会上作了关于地方武装的报告。罗屏汉、张瑾瑜、蔡梅祥当选为省苏执委。不久，蔡梅祥奉命在南扒召开党支部以上的干部会议，贯彻粤赣省委指示后，率领兴龙游击大队，配合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罗屏汉率领的赣南游击队，在兴(宁)、龙(川)、五(华)、平(远)、寻(乌)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活动，曾一举击溃陈济棠部一个团，打败广东王赞斌部一个营，重创兴龙寻平联防大队谢海筹部，先后烧毁广州经龙川至五华县三多齐公路大桥，龙川县通衢鱼子路公路大桥以及罗坳、河田公路桥，致使龙川至兴宁、寻乌一线车辆中断，打破了陈济棠的运兵计划。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42期撰文道：“在粤赣方面有赣南游击队，他们曾在寻乌通兴宁的交通线上不断地袭击敌人单个部队，劫夺辎重，敌人颇受威胁，屡次搜剿因该游击队得到当地群众之拥护，还是继续活动”。表扬了赣南游击队的英勇斗争。

    毛泽东十分重视粤赣边的斗争。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筠门岭被敌军占领，南方战线形势处于危急关头。4月下旬，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特地从瑞金来到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指导工作。他在粤赣省委会议上强调指出：“扩大发展游击区，向安远、寻乌发展，向兴宁一带创造游击区”。并亲临红军22师驻地视察，分别召开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会议，反复强调，“要坚守南方战线，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击敌人，要迂回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9月，毛泽东在赣南省委会议上说：红军主力要转移了，留下来的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当他知道张瑾瑜(罗屏汉之妻，张任赣南省委执委、省白区工作部部长)想跟主力红军转移时，恳切地说，你们留下来，你们地方的同志对这里情况熟悉，要组织地下游击队，掩护红军转移，要巩固发展根据地。主力红军转移(长征)后，项英和陈毅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所有留下来的红军部队分五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罗屏汉按中央分局的指示，率领赣南红军游击队300多人，在兴宁、龙川、平远、安远、寻乌一带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狠狠打击敌人。

     中央和毛泽东一直重视兴龙苏区的斗争。1935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说：“上犹、崇义、南山、北山、兴龙、饶和埔等处要加派精干部队及好的领导去”开展游击战斗，将给苏区的斗争以极大的帮助。1935年4月，蔡梅祥和曾佳昌、赖章洪、何山古在寻乌丹竹楼下岸村捕获美国传教士王神甫等3人。6月下旬，中央分局调罗屏汉到东江白区工作，路过兴龙县委机关——寻乌丹竹楼堰塘村，准备在这里停留20天。突然接到红24师师长周建平写给罗屏汉的信，要他去接收一支红军队伍。于是，罗屏汉率队北上，在寻乌西南与兴宁交界山上(留车与中和之间)接到了这支有200人的红军队伍。在寻乌留车同周建平、72团团长李天柱、独三团政委张凯及随军的中央委员陈正人会合后，根据中央分局的指示，共同商量成立了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罗屏汉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周建平任副主席，委员有李天柱、张凯、陈铁生、蔡梅祥、杜慕南、陈侃(锦华)等。为了便以分散活动，军政委员会将部队改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驻安远，第三大队驻寻乌，罗屏汉与周建平率第二大队抵达兴(宁)龙(川)根据地，当第二大队到达岑峰，是日晚攻打了土豪赖奕宏，打死打伤其家属3人。第二天赖带领驻防在留车的一营国民党军包围第二大队，游击队牺牲30多人，罗屏汉在指挥突围中左肩挂花，带领部队撤到新村驻扎。

    此时，新村根据地的形势十分险恶，广东陈济棠闻讯急调2个师前来围剿兴龙根据地，敌人从龙川县老隆到兴宁、平远、寻乌一线数百个村庄设立了封锁线，由反动民团、自卫队引路，日则搜山，夜则设卡，步步为营，严密封锁。特别是派出重兵向新村、苗畲、南扒及附近山区大举围剿。面对这一险恶形势，身已负伤的罗屏汉与周建平、蔡梅祥商量决定：㈠释放传教士，以缓和局势；㈡安排地下交通员护送周建平、陈正人转移到香港治病(周、陈在港治愈后前往延安参加抗日战争)；㈢把第二大队分为三个小队，杀出重围。7月间，罗屏汉带领罗亚彬等10多人冲出重围，退到龙川径口村，因曾火生叛变，遭到大坪、龙川、东坑等地反动武装前来围攻，罗屏汉带领10多位同志与敌人进行英勇搏斗，由于敌众我寡，当场牺牲和失散10人，罗屏汉带着警卫员潘秉星退到大坪咨洞村，遭到该村后备队罗永燕民团攻击。罗屏汉虽然负伤，仍顽强地且战且退，当退至大坪鸭池村大窝里时，仅剩下他一人，身负重伤的罗屏汉无法再走，只得坐在坟地里，坚持与敌人搏斗，直至弹尽援绝而壮烈牺牲。

    1935年6月下旬，陈锦华突围至虾蟆窟时，被敌军击伤腿部，退到山上。翌日，因部下两名武装人员叛变投敌，遭到驻苗畲敌军包围而被捕。后抬至兴宁县府监狱，在狱中陈锦华坚贞不屈，被敌人折磨至死。

     同年8月3日，蔡梅祥、曾佳昌、曹兆凤3人在大坪南蛇坑，因被人出卖，遭敌围捕，被押往兴城，均惨遭杀害。至此，兴宁土地革命运动陷入低潮。

 

支援腹地贡献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宁苏区与赣南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兴宁苏区与中央苏区腹地唇齿相连，在刀光剑影与白色恐怖中，兴宁人民跟敌人浴血奋战，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中央苏区腹地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五兴龙苏区血与火的斗争实践，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领导、骨干，并为中央苏区腹地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如罗屏汉、陈锦华、张瑾瑜、曾不凡、罗义妹、廖志标、曾九华等。特别是原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罗屏汉，1931年春调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先后担任寻邬独立团政委、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接任邓小平同志职务）、中共粤赣省委候补执委、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原兴宁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张瑾瑜（罗屏汉夫人），1931年奉调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赣南省委执行委员、粤赣省白区工作部长等职。

     抗击和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统领3个军、3个独立师共15万人。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共计20万兵力。而中共闽粤赣特委才1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闽粤赣苏区军民不畏牺牲，顽强战斗打击敌人、拖住敌人大量军队，巩固了闽西、粤东北苏区，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为接连赢得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配合中央红军开辟了赣东南、闽西北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1931年8月，红11军独立营及地方游击队配合红一方面军之第7军攻克寻乌县城，随即扩编为寻乌独立团。11月，又配合红三军团解放了会昌、安远县。原中共西北分委和寻乌独立团的负责人梁锡祜、陈锦华、罗屏汉等14人分别担任寻乌、会昌、安远县党政主要领导，巩固了新开辟的赣东南苏区，使之与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为了配合主力红军长征，也为了扫清危及游击队活动的反动据点，罗屏汉在赣南省军区写信命令兴龙县委限期烧掉寻乌岑峰炮楼。县委书记蔡梅祥即派古汉中、梅贯华带领驳壳队化妆潜入岑峰，放火烧了炮楼，缴获一批枪支，胜利完成任务，受到赣南军区表扬。

    为中央苏区腹地提供了后勤物资方面的援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多次“围剿”，对中央苏区实行层层封锁、处处切断。当时中央苏区的物资陷入极度困境，五兴龙苏区人民，充分利用毗邻赣南这一有利地缘条件，冒着风险，历经艰难，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为中央苏区腹地输送食盐、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这对解决中央苏区困难，粉碎敌人封锁起了积极的作用。

 

推倒“三山”建新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兴宁人民在中共兴宁组织的领导下，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先后建立了工人抗敌后援会、妇女抗敌后援会、学生抗敌后援会、青年抗敌同志会、七七学园、新运剧社等抗日救亡团体。他们通过写标语、发传单、搞演出、唱抗战歌和开展妇女识字运动和创办工人夜校等方式宣传抗日，兴宁的中小学师生是抗日救亡宣传大军。抗战爆发后，几乎每一间中小学都组织了宣传队伍，走街串巷，演讲、演戏、唱歌，结合进行募捐或收集废铜烂铁支援抗日。兴宁一中的抗战戏剧歌咏活动持续了五六年之久。在兴宁抗日救亡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及时报导我县抗日救亡情况，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政策，兴宁创办了《岭东日报》、和出版《救亡文摘》，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为唤起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声势浩大的爱国热情感召下，兴宁人民众志成城，搞好生产，捐献物资支援前线，踊跃参加地方抗日自卫武装，不少优秀儿女奔赴抗日前线，为保卫国家献身沙场。

     除了广泛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外，兴宁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根据党中央的策略，结合兴宁实际，利用宗族关系做好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兴宁罗、李两姓在国民党政界当大官的人不少。罗姓中有罗翼群（国民党中央委员），罗梓材（余汉谋集团总司令部参谋长）；李姓中有李洁之（广州市警察局长）、李振球（余汉谋部第一军长）、李振（国民党军长）、李曰京等。争取这些实权人物的支持，对兴宁抗日救亡运动有着重要的作用。1937年12月，罗宝崇等人与一批进步青年，在罗志甫（北平师大教授）的指导下，得到罗翼群和罗梓材的支持，成立了有300人的抗日自卫队，他带头募捐并提供枪支、弹药和军事教官。1937年冬，李戈伦则利用李洁之、李振球、李曰京等人的宗族关系，在新陂区成立抗日自卫队。刁坊区河郑乡的进步青年罗科明、罗伟强等人发动组织了“南乡联庄会”共有800多人，由李振担任会长，成立了武装自卫队，由李振和各姓祖赏提供枪支和一批子弹。这些抗日武装准备在倭寇由潮汕攻打兴宁时，组织游击队，实行保家卫国。

    1945年9月，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属下的五华县委根据兴宁地下党组织恢复后的发展情况，决定将中共兴宁县支部改为中共兴宁县中心支部，1946年8月，中共闽粤赣边区工委属下的梅县工委派罗妙为特派员（后为范添泉），领导兴宁东南部的城东、刁坊、泥陂等地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1948年后，中共梅兴丰华边县（工）委、中共梅兴平蕉边县（工）委、中共梅兴平边县委、中共丰华兴边县委先后建立，直接领导兴宁革命斗争。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1947年10月起，先后组建了梅兴丰华边县人民游击队、粤东支队独立第三大队、梅兴平蕉边县人民游击队、粤东支队独立第四大队、兴宁县中心区委武工队等革命武装队伍，他们开展游击战，痛击国民党反动派。兴宁的解放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1949年5月18日，在全国解放战争形式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广东省第九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兴宁县长陈郁萍在兴宁宣布起义，兴宁获得解放。正当百废待兴、兴宁人民进行政权建设之际，国民党胡琏兵团残部一万多人在南下大军的追击下，于1949年7月3日溃逃到江西赣南一带。在谢海筹的勾引下，13日，窜入兴宁石马、永和，进犯兴城。中共兴宁县委、县政府机关主动撤出县城，有组织、有领导地进入山区，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和武工队，支援前线，配合闽粤赣边纵队第一支队第六团和闽粤赣边纵队直属第三团、粤赣湘边纵队东二支第四团共同作战，合力反击胡琏残部窜逃。9月29日再次夺回兴宁县城，并击溃来犯之敌，收复兴宁全境。从此，兴宁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使命，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