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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龙屋故事】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第一人
浏览次数:787    信息来源: 兴宁市客家文化研究会  发布时间:2016-01-15  

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第一人

 

  叶塘镇中社村围光上的天德围,虽然现在较为破旧,但这座围龙屋里却培育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中共中央党校名师张如心。

 

  张如心(1908——1976年),原名恕安,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中央红军粤籍人员参加长征的61人之一(兴宁5位长征干部之一),是“红校”(后称“红大”、“抗大”)创办人之一,曾任毛泽东主席读书秘书,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中共中央党校60多年来16位名师之一。是提出“毛泽东思想” 概念的第一人。曾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他的名字曾被载入《辞海》之中,并给人们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赴苏学习立宏愿

 

  1925年春,大革命的浪潮一浪高一浪涌入梅州,在梅州乐育中学读书、年仅17岁的张如心置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然而,就在他积极开展农工运动的时候,遭到教会巡捕的缉捕。一天下午五时多,张如心正与同学们打篮球,突然,有一中年妇女急匆匆地来到球场边,把汗流满面的张如心叫到身边,附着耳朵轻声细语地说些什么。张如心听后,马上离开球场,奔跑而去。他刚走不久,教会巡捕就来到学校缉捕张如心。张如心离开学校后,连夜赶回兴宁老家,父母不在,就向伯母说明情况,表示要到广州参加革命。伯母听后,就把家中的口粮谷卖掉4担给他作路费。当天下午,张如心告别家乡父老奔赴广州。到广州后,先是流浪街头。有一天他在商店见到一位德国洋行的女老板,并帮助她翻译。女老板见他德语讲得好,便把他收留在自己洋行内工作。后在国民政府航空局航业处任宣传员。1926年2月,他考进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学员。这是苏联为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学校。从此,张如心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他从一个民主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1929年6月,他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金钱诱惑,冲破国民党右派的重重阻拦和特务的追捕,从苏联辗转蒙古、东北,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上海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1930年初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担任了社会科学家联盟研究部长。193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积极为党工作。

 

安心教育受表扬

 

  1931年8月的一天,张如心在办公室写了一整天的文章,感到身体有些疲倦,便到街上散步。刚走不远,迎面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谷正冈,谷正冈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又是国民党的中央要员。在学校时,两人的斗争就十分激烈。张如心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已暴露,便连夜离开住所,找到党组织领导说明情况,并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军报》主编。1931年10月,毛泽东、朱德等人倡议在瑞金办起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红校”,也称“红埔”)。张如心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去的政治教员,后被毛泽东称为“很受欢迎”的教员之一。1934年9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长征时,张如心正患疟疾,发高烧,昏迷不醒。周恩来听后,立即安排担架,让红军战士抬着他走上长征路。长征途中,他谢绝一切照顾,与战士们一样行军作战,经受了艰苦的锻炼和考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先任工农红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红军学校上干队政治教员。1936年2月红军学校改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5月,又改名为“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经毛泽东提名,张如心担任该校政治教员。1937年1月“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期间,张如心担任主任政治教员和政治教育科长。后任八路军军政学院教育长,并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干部会议总结讲话中,谈到教员安心教育事业时,表扬张如心说:“张如心是很好的例子,当了7年之久。”接着,毛泽东又激情满怀地说:“张如心学黑格尔、孔夫子,我们要学黑格尔、孔夫子、张如心。”

 

潜心研究立经典

 

  1931年9月,张如心在瑞金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平凡而伟大”。他在《毛泽东论》一书中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印象写道:“毛泽东对人民亲切,和蔼,诚恳,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装腔作势………这些比起旧式的‘大人物’那‘一套’说来也许是极其平凡的,然而只有这种平凡才是真正的伟大。”随后,他不断看到在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游击战术”等理论与策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的新景象,军民情绪高涨,工作取得胜利,初步认识到毛泽东的理论与策略的正确性。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更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认识,认为这是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既不失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原则,又不死搬硬套。1943年前,特别是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于受国际共产的束缚,始终没有一个能够结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指导党,指导革命,因而造成失误很大。为此,党内外很多同志都期盼、亟待有一个真正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既不是教条主义,又不是经验主义的理论来指导。其时,党内出现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德波林主义错误理论,他们攻击毛泽东的理论、策略、实践是“农民主义”、“实用主义”等。对毛泽东的理论用什么概念来概括,有“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理论”、“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著述”等说法。面对这些问题,作为从事革命理论研究的张如心,在1940年后,特别是随抗日军政大学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期间,亲眼看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抗日根据地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开始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理论、策略和哲学思想,重点学习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为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努力,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给予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和概括。1941年2月8日,张如心写了一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论文,于同年3月20日发表于《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文章指出,我们的教育人才,首先一条“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形成过程中的最初萌芽性的提法。此后不久,他又发表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干部修养问题之一》一文,科学地概括,毛泽东的言论和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同年4月,他又在《解放》周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进一步明确地写道:“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1年7月他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后,不但孜孜不倦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而且潜心钻研,撰写了不少学习毛泽东著作、文章的专题辅导报告,并指导大家认真学习。

 

  1942年2月28、29日,《解放日报》连续刊载了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文章,他把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划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这是更深入、更系统、更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的文章。在当时能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个概念和指出“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十分可贵的。这些对毛泽东理论的科学、系统、正确的论述和概括,成为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参考意见。1943年7月,在纪念建党22周年大会上,王稼祥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1945年6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集中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系统的阐述,并写进党章,正式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张如心是提出这个概念的第一人,他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并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

 

深入浅出撰论著

 

  1945年10月,党中央决定把延安大学迁往东北,由周扬、张如心正副校长率领教职工组成“松江支队第四大队”,周扬任队长、张如心任副队长,告别延安,奔赴东北。同年冬,张如心因战事留在张家口,担任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北方文化》杂志主编。1946年6月,张如心继续率队北进东北,8月到达佳木斯市的东北大学,先后担任东北大学副校长、校长和党委书记以及《东北文化》杂志主编。在华北联合大学工作期间,张如心为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使之更好地被人民掌握,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他全面地研究总结了毛泽东的人生观、科学方法、科学预见和作风,对学生、青年作过几次这些内容的演讲,博得广大青年与干部们的好评。在思想教育上,起到不小的作用。这几次的演讲稿,在《北方文化》杂志陆续发表后,即被山东和冀南各地新华书店翻印成册发行。随后,华北联大教务处请张如心修改充实,经该校审议,定名为《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作为该校“思想教育丛书之一”,于1947年6月出版面世。此书出版后,引起出版界的广泛注意,争相出版。仅从1947年到1950年的几年间,各地书店就有10多种版本问世。如《毛泽东的人生观与作风》、《毛泽东思想与作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毛泽东论》等版本发行,可见流传之广、影响之深,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全国人民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良好的领袖形象,起到重要作用。1946年5月30日,张如心在出版这本书的前言中写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唯一正确的指南,这一伟大的革命的科学思想必须广为宣传,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它被宣传得越广,越深得人心,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就越来得快。因此,这一小册子的出版,如果能引起更多的读者去注意研究毛泽东的思想,那就是我的更大希望了。”这本书,张如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叙述毛泽东的思想与作风,虽然不是对毛泽东思想作整个系统的阐述,但却将毛泽东的人生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科学预见中若干方面的基本特征比较正确地介绍出来,给人以启示教育。同时针对青年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问题,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影响全国、全党的宣传毛泽东人生观及其思想作风的著作。

 

捍卫真理斥谬论

 

  张如心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不懈奋斗。1942年2月,他对叶青诬蔑毛泽东是“中国农民主义”的谬论,坚决地进行驳斥,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后,张如心就积极投入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同年2月23日(即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3周后),他就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打倒主观主义与党八股的斗争》一文,指出王明的教条主义实质是德波林主义的再版。他为维护毛泽东的理论,主动地对自己早期出版的《哲学概论》进行批判,纠正书中的错误观点,表现了他坚强的党性原则和自我批评精神。在延安整风期间,张如心对王实味在报刊上和群众中散布的“蜕化论”、“人性论”等极端错误的观点进行深刻的批判,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教育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为维护毛泽东理论和策略对全党的指导作用,坚定人们对革命的信心,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起到了一定作用。张如心始终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进行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始终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始终都是发展的。在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工作期间,他为全校学员讲授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论联系实际,内容深刻,深受广大学员欢迎。在东北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我们的学风》的讲话,全面地阐述毛泽东所倡导的学风。他指出,培养什么样的人是办学的核心思想,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学习的。从学生实际出发,规定教学内容是一个基本指导原则,我们需要什么就要学习什么。1952年10月,张如心调到中央高级党校工作后,首先是筹建中共党史教研室,开展研究工作。他既领导好全室工作,又认真收集材料,备好课。确定了研究中共党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主要结合中共历史实际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从1953年到1957年,他撰写了7本有关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共26万字。其中,有《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贡献》和《论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等专著。同时对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撰写了专题学习辅导报告,并被苏联学术界翻译发表,为学好毛泽东这两篇文章起到重要作用。他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一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为全国党校系统采用,在全国具有广泛的影响。由于他始终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竟遭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长期迫害。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期间,他对分管党校的康生歪曲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破坏党校教学工作的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看到一个文件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的说法时,十分愤慨地说:“连科学的良心都不要了!”当林彪提出别有用心的“顶峰”谬论时,他在学习讨论会上明确指出:这个提法不科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发展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为此,他吃尽苦头,甚至受到棍棒交加,逼他承认自己反对毛泽东思想。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向歪理谬误、权贵屈服。   

 

  1958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被派到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工作。1976年1月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1979年5月19日,在北京举行追悼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王震、胡耀邦等中央领导送了花圈。宋任穷、康克清、彭真、薄一波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在悼词中,对张如心的革命立场、工作作风、科学态度和工作成绩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等贡献都作了高度评价。悼词中指出:张如心是“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好干部,理论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和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勤奋努力的一生。”

 

                                                             (陈作新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