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丰第，位于兴宁市石马镇新群村肖坊排。系在清光绪年间，由石马何氏十七世何鼎堂建造。坐南向北，为二堂三横围龙屋，分布面积1800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1474.9平方米。

 

 

“三县长四将军”同出一屋

 

 

　　石马镇新群村肖坊排有一座围龙屋，叫崇丰第，居住的是何姓人，却为何称肖坊排呢？这里有一定的缘故。据说肖坊排这地方，原来是肖姓人在此居住，建起了一围围龙屋，后来石马何氏十七世何鼎堂迁至此地，买下了肖姓人的围屋，再加建合面杠房屋和斗门，便取名为崇丰第。

 

　　此屋祖先何鼎堂向来崇文重教，把立德立志作为祖训，建起围龙屋后，便在大门贴上对联：“崇高在德，丰富诗文”，要求子孙谨记。100多年来沿用至今，激励着后裔立下崇高的品德，认真读书。他把子孙送到私塾学校去读书，后来又送到龙田镇一带去学习，开拓了后代的眼界，接受了进步的思想，走上为国为民奋斗的道路。何天炯、何天瀚东渡日本求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在他们的影响下，崇丰第有10多位学子外出读书，思想很活跃，立下大志，报国为民。他们奔赴广州求学，何绍康、何洵如、何安荣、何宝松、何宝安、何济雄、何耀新、何名邦、何远龄、何万龄10人成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参加各种运动，跟随部队辗转南北，浴血奋战，带动不少青年参军参战，在多次战役中立下功勋，其中何宝松、何孟淳、何迺英、何天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的少将，何晓辉、何迺英、何皇龄成为民国政府的县长，因此崇丰第有“一屋三县长，四将军，十黄埔”之美誉。说起何宝松（1911.4.24——2003.2.21），大革命时期，就读于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于兴宁县县立中学，1929年春，考入广州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官教导队学习，于1935年就读于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团长，独立旅副旅长，少将副师长、师长等职，曾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粤北大会战，粤东汕头、广西等地的抗战，多次立功受奖。1949年1月在北平随傅作义起义，后其所属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师第二十四师，仍任师长，参加了解放广东的战斗。解放后，曾任珠江专区第一副专员，省民政厅副厅长，1980年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87年起当选为省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何孟淳（1916——1994年），24岁时由何天炯带到广州，原来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两年后到日本东京就读日本中央大学，1935年后先后在张百川、李振、何宝松部任中校政治教官，1937年后任国民党广州行营政治部新闻处长（少将军衔）。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何迺英（1885——1953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辛亥革命，曾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任职，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少将师长和广东省丰顺、南雄、英德、饶平、兴宁、吴川、广西合浦等县县长，直至解放前夕。何天祥（1900——1960年），曾任国民党少校军法处处长，广州北校场少将无线电电台台长。何晓辉年轻时跟随长兄何天炯一起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后来任郁南、信宜、江苏丹阳县县长。何皇龄是何天炯的次子，曾留学日本，回来后在国民党元老林森、张继平手下做秘书，才30多岁，人很精明，1937年被安排到海南儋县当县长。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该屋的许多青年冲出围龙闯荡世界，在各条战线奋力拼搏，成为杰出的人物。解放后，出了2名省级干部：何宝松成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何忌成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秘书长；1名厅级干部：何新浩成为外经贸部欧洲司司长；何忌、何锦英成为中共十二大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刘乐群、范远达搜集整理）

 

 

孙中山得力两助手

 

　　石马镇新群村崇丰第，培育出一批热血青年，早年受过进步思潮的熏陶，立志报国，勇闯风雨，积极投身民主革命，作出不懈努力。何天炯（1877——1925年）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爱国诗人，何天瀚（1874.12——1911.9年）成为同盟会领导核心成员。

 

　　话说清末民初，清王朝腐败无能，外侵内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乡间常有盗匪出没，侵扰百姓，人心惶惶。居住在崇丰第的何慰堂，是个开通人士，目睹社会现状，忧思重重，立志掌握本领，为民解难，既读书又习武，他所拟对联为“半耕半读，立功立志。”后来成为武秀才，并言传身教，竭尽全力教育后代，让他们既学文又练武，树立崇高的志向。长子何天炯，赋性聪颖，胆识过人，童年时就读于本村私塾学校，空余时练习武艺，日渐娴熟，技艺超人。有一天晚上，有个盗贼窜进屋内，许多妇女胆战心惊，不知如何是好，时值十一、二岁的何天炯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机智地大声呼喊：“抓贼啊！抓贼啊！”这一喊声，惊醒了在该屋干活的工人，大家急忙起床，奋勇擒贼，盗贼见状，仓皇逃走。

 

　　何慰堂看到儿子的行动，心里很是高兴，决心让他到外面去长长见识。当听到龙田的贤经学名师罗斧月很有经验，曾培育出不少优秀学子，便把他和他的嫡堂兄何天瀚（字公博），一起送到龙田学堂读书。说起何天瀚，也是天资聪慧，其父亲何开秀虽是个普通农民，家道清贫，但极力勉励儿子好好读书，想法让儿子上学。兄弟两人来到龙田学堂学习，常常得到罗斧月的赞许，对他们的作文给予高度赞扬的批语。1899年何天瀚考取秀才。何天炯十二岁时便考取县试第一名（案首）。

 

　　在龙田学习期间，兄弟俩拜嘉应州国学泰斗罗斧月为师并结识了一批进步人士，受到维新思想的熏陶，立志要为富民强国出力。何天炯认为新学更能寻求发展之路，便立志要到日本去求学。可是家境清贫，难于成行，幸得村中父老乡亲资助，他毅然剪掉发辫，于1903年秋离开穷乡僻壤的家园，远涉重洋来到日本东京，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后来主攻社会科学，受进步思想影响，坚定为民主革命献身的信心。何天瀚为钻研学术，赴汕头岭东同文学堂深造，他认为救国必须从兴办学校发展教育着手。1904年他辞去同文学堂教师职务，与家乡人在兴宁创办“兴民学堂”，后又与家乡人创办“石马小学”。

 

　　1905年春，何天炯从日本回乡探亲，向族人讲清救国道理，村中青年受到启发，跃跃欲试外出。当年秋，何天瀚与堂弟何铁群及村中共14位青年便跟随何天炯赴日留学。何天瀚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并立志革命加入同盟会。

 

　　甲午战争后，八国联军侵华，清王朝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何天炯、何天瀚深感祖国亡国灭种的危机，满腔忧愤，何天炯以诗言志，写了不少爱国诗篇，痛骂清王朝和汉奸民贼。他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认定非推翻清王朝不可，否则就无法救中国。他在日本寻求救国之路，广泛联系爱国人士、留学生和华侨，先后结识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廖仲恺等进步人士。1905年8月23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何天炯、何天瀚一同入会，因何天炯在留学生中颇孚众望，得到会员的拥戴，被选为会计，何天瀚担任同盟会司法部判事，选为广东支部长，从此两人为民主革命作了大量工作。

 

　　1907年，同盟会为了发展革命力量，何天瀚和一些会员回到广州，在“广府中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为骨干教师，借以宣传革命，发展队伍，后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一些革命党人在“方言学堂”躲避，在他的掩护下脱险。

 

　　何天炯加入同盟会后，救国情殷，忠心革命，积极协助孙中山，起领导骨干作用。1906年至1908年间，同盟会多次在国内组织的武装起义都告失败，同盟会内部组织松散，何天炯积极加强会员的联系，维持正常工作。

 

　　1908年春，他协助黄兴组织以旅越华侨中的同盟会员为骨干的中华国民军南军，参加钦州起义，在广西上思一带转战40余日，屡败清军，后以弹尽援绝，退回越南。1911年3月，何天炯从日本秘密赶回香港，参与制定“3·29”广州起义计划，起义前在香港招募敢死队员50余人，他亲自率领队伍于3月29日凌晨乘早船开赴广州，不料到广州时，先期起义已失败，清政府更加凶残地加紧缉捕革命党人，何天炯只得暂时伏居香港。

 

　　由于长期肩负革命工作，教学繁重，何天瀚积劳成疾，于1911年夏季返乡养病，于当年9月12日病逝，年仅38岁。次日，武昌起义成功，广东光复，胡汉民督粤，电请他出任教育司长，谁知他已病逝。孙中山亲笔题写他的墓碑“何天瀚之墓”。

 

　　武昌起义后，何天炯奔赴汉阳，襄赞黄兴戎幕，奉命赴日本筹款和争取日本朝野人士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支持。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委派何天炯为驻日本全权副代表，执行全权代表职务，发挥了外交作用，使中国革命获得日本人民的支持。1913年2月，他随孙中山归国。当年3月下旬，袁世凯派凶手暗杀革命党人，何天炯在嘉兴、湖州发动组织讨伐袁世凯的行动，袁世凯悬赏10万元缉拿何天炯等人，他只好避至南洋群岛。1914年他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长。1915年3月，孙中山委任他为南洋各埠特务委员，在侨胞中大力揭露袁世凯罪行，并募集经资以图再举。9月下旬，何天炯抵达日本东京，10月5日返沪，11月转到香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何天炯精神振奋，他与别人联合发表《告日本国民书》，揭露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呼吁日本人民从根本上改造政治组织，爱和平，重信义。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复派他为驻日全权代表，后又任命为总统府最高顾问。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包围进攻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险之中，何天炯焦虑万状，曾迂回火网，冒着枪林弹雨步行至沙面，拟以私人关系商请英国领事协助孙中山脱险，后听到孙中山安全登上永丰舰，才放下心来。

 

　　陈炯明叛变后，广东境内陷于兵乱，何天炯原患有心脏病，因愤慨陈氏逆行，病情加深，遂乞假返回原籍休养。在家乡养病一年半期间，他仍不忘国计民生之多艰，把忧国情怀托之于吟咏，写下不少诗词和联语。为了使适龄子弟得以及时就学，在村中创办松园小学，并亲题“明正刚劲”为校训，经常到学校对教职员指点办学和教育之道。他非常同情民众疾苦，当时乡间迭遭兵患，很多老百姓请求到他家里避难，均予收容。

 

　　1924年在乡间，阅报得知国民党内上层领导之间在俄英问题上发生分歧，他应孙中山之命，带病复出广州，周旋于左派廖仲凯、右派胡汉民之间，力图调和党内意见，服从孙中山实现三大政策。1925年初，又以孙中山最高顾问的名义赴日本联络。他在日本听到孙中山于当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的消息，悲痛万分，立即返国。由于心力交瘁，病入膏肓，于同年7月1日病逝于广州博爱医院，享年49岁。党内外知名人士对他的革命功绩和人品风格高度赞扬。1985年广东省民政厅转奉省委和省政府的指示，批准为“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何天炯”修建纪念墓碑，使一代勋烈得予表彰，革命风范，永存后人。

 

                                         （何达英口述，刘乐群、范远达搜集整理）